张建坤 肖永明
［摘 要］ 全面评介方以智思想，是侯外庐后期学术研究的焦点。经过他与其学术团队的持续努力，方以智被遮蔽近三百年的思想全貌得以公之于世，恢复了其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哲学地位。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既具有《中国思想通史》理论与方法的一般特征，又存在自身特色。不仅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深刻剖析方以智生平悲剧的矛盾根源及内在思想张力，而且以宏通的世界历史眼光，在中西启蒙思想的对比评价中，赋予方以智思想以世界性哲学意义。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业已成为历史，固然需要“批判地对待”，但他在研究中贯彻的史学理论、方法与目标，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来建立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体系，具有深远的典范意义，在今天仍能予人有益的启发。
［关键词］ 侯外庐；
方以智；
马克思主义；
中国思想史；
典范意义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4）03-0025-08
Hou Wailus Study of Fang Yizhis Thought and Its Exemplary Significance
ZHANG Jiankun1，2，XIAO Yongming2
（1.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sha 410003， China；
2.Yuelu Academy，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Abstract：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Fang Yizhis thought is the focus of Hou Wailus later academic research. Through the continuous efforts of Hou and his academic team， the full picture of Fang Yizhis thought， which has been obscured for nearly 300 years， has been made known to the world， restoring his philosophical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Hou Wailus research on Fang Yizhis thought ha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中国思想通史》）， but also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Mr. Hou Wailus study of Fang Yizhis thought not only analyzes the contradictory roots of the tragedy of Fang Yizhis life and its inner thought tension with the premise of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but also gives Fang Yizhis thought a worldwide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with a macroscopic vision of the world in the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nlightenment thought. Hou Wailus study of Fang Yizhis thought has become history， and certainly needs to be treated critically， but the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methodology and goal he carried out in his study， i.e.， to establish a more complete Marxism system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through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rxism historical science， is of far-reaching exemplary significance， and can still be of useful inspiration for people today. It is of far-reaching exemplary significance and can still provide useful inspiration today.
Key words：
Hou Wailu; Fang Yizhi; Marxism;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exemplary significance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安徽桐城人，明末清初哲学家、科学家。发掘表彰近三百年“罕为人知的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方以智的生平、著作与思想，恢复其“在民族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使其长期被埋没的著作“成为人类文明史的财富”[1]293，是侯外庐（1903—1987）和其学术团队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成绩和学术贡献之一。尽管在他们之前，梁启超[2]161-165、罗正钧[3]、吴宗慈[4]4吴宗慈：《方以智之治学方法》，《读书通讯》，1941年第24期。、薛凤昌[5]、容肇祖[6]等人已先后撰文简要介绍过方以智的生平、著作与思想，但直到侯外庐赋予方以智“东林复社人物在理论上的总结者”“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中国的启蒙大哲学家”“17世纪中国哲学的高峰”等殊荣，方以智思想的全貌才渐为人知，对于他的研究才进入全面、深入和系统的崭新阶段。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比较完整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理论和方法，且较《中国思想通史》其他专章人物的思想研究更具特色，是认识和探讨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研究体系的典范案例。不少学者也都注意到了其方以智思想研究的重要意义[7]如李学勤先生指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侯外庐首倡方以智的研究，影响至为深远。……在外庐先生论述方以智以前，历史学界对方氏的研究极少，……连方以智受清廷迫害致死一事，都几乎无人知道。经过侯先生对其生平思想的阐扬，方以智在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才为学者习知。现在各种著作谈到明清间思想家，常以方氏同顾、黄、王并举，由此可见侯先生的工作对明清之际学术研究起了怎样的推进作用。”，但迄今无专文予以全面深入的分析。当下对中国思想史有层出不穷的新解释、新演绎，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虽已成为历史，但我们通过研读他关于方以智思想的系列论著及相关记述、回忆，仍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一 全面研究方以智思想是侯外庐“生前的一个愿望”
方以智是侯外庐“加倍重视”的思想家，搜集整理方氏遗著、全面研究方氏生平与思想，是侯外庐后期学术研究的焦点，也是他“生前的一个愿望”[8]。晚年追忆往昔，方以智思想研究仍令他“慷慨难抑”[1]293。其中缘由，首在于“仅《通雅》和《物理小识》两书，就已经展现方以智的唯物主义哲学面貌和不寻常的博学特征……他那种气概不凡的风格，恰与正统而伪善的道学家形成鲜明对照”[1]292，对于他这样一位注重发掘中国思想史上的唯物主义优良传统和反正宗“异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方以智的思想极具魅力，不能不引起他的持续发掘与探究。
侯外庐对方以智思想的研究，立足于不断扩充的方以智的思想资料，有一个逐渐全面、深入和修正的过程。在1943年着手撰写《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时，他因研究乾嘉汉学的音韵学成果而追溯源流，已了解到方以智，但最初他与多数学者一样，也只是“把方以智看作为文字、音韵学家”[1]291。随着对有关方以智思想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他开始认识到方氏“还是一位文学家、经学家”“一位政治活动家”“他的传奇式的经历可谓曲折尽致、具有魅力”[1]291。1948年，容肇祖先生在《岭南学报》发表《方以智和他的思想》一文，该文对方氏的生平、著作和思想作了详于前人的钩沉，更是给予他很大启发。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他“没有计划专门研究他”[1]291。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准备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侯外庐正式开展了他的方以智思想研究。他“一面搜集方氏资料、佚著，一面研读《通雅》《物理小识》……发现《通雅》大非凡著……充满科学精神”[1]292，勾起他更加浓厚的研究兴趣。在此期间，郑振铎先生为他提供珍本《浮山前集》，左恭、向达分别向他开放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这种朋友之谊与时代的鞭策，激励着他“发奋去做前人未做的工作”[1]292。因此，他于1957年春“杜门谢客半月，一口气写成《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连载于当年《历史研究》第六、七两期）”[1]292。在这篇近五万字的长篇大作中，他“把方以智思想与近代西方哲学家狄德罗、保尔·霍尔巴赫等（特别是霍尔巴赫）作了大量的对比，为方以智冠‘百科全书派的头衔”[1]292，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独立自得、发前人所未发的难抑的兴奋、自豪与激动之情。
1959年，在为苏联《哲学问题》杂志撰写的《十六世纪中国的进步的哲学思潮概述》一文中，侯外庐表彰方以智是“应用科学理论进行唯物主义哲学研究并具有很大成绩”的早期启蒙思想家，指出其以“火”为世界本原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洞察到对立物统一的自然运动规律”、“薪火之喻”揭示了劳动实践与智力知识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都是前无古人的“大发现”“光辉命题”[9]。方以智的思想由此以启蒙哲学的面貌被首次介绍给国际学界，彰显出世界级分量。
不过，在1960年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中，侯外庐去掉了方以智头上的“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这一桂冠，而将原题目改作《方以智战斗的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并删除了一些与笛卡尔、霍尔巴赫等法国哲学家对比评价的段落以及一些过于感性的表达。之所以有这番修改，他在《韧的追求》中有一番说明：
方以智的“百科全书”，应该承认，只是中国式的百科全书，在中国明末清初水平上的百科全书，而且应该说，在方以智的时代具有类似特点的大学问家、思想家不止他一人。为方以智冠上“百科全书派”哲学家，这个题目起得大了。后来，把方以智研究纳入《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时，提法有所修正，我为此专门写过一段说明。[1]293他“专门写过”的“一段说明”，或许就是《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中的这段话：
方以智的科学知识还是具有17世纪的色彩，而和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是有差别的。方以智的社会实践和世界观的悲剧矛盾、他对于改造文化方面的方法论的普遍应用和对于政治上的开明专制的无力呻吟，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活的萌芽的东西在生长，而死的束缚的东西更在作祟，后者沉重地压迫着前者。历史在发展，而其发展又处于缓慢而迂回的进程中，这就决定了方以智的思想还没有条件借以走上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典型道路。[10]1098
这段话其实出自《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但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中作了删减而论述更为集中。质言之，方以智的思想受其所处时代的限制，还无法彻底突破传统的观念而走向全新的道路。方以智思想的光辉与局限，并不是他独有的，而是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群像的一种映射。
在对方以智思想的研究回归相对客观、平实的同时，侯外庐及其学术团队在搜集整理方氏遗著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绩。“1960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议定，协作编辑出版《方以智全书》，请侯外庐同志总持其事，并即征集文献，组织专家标点校勘”[11]17，在征集文献的过程中，共找到方氏著作26种。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方氏的哲学著作《东西均》抄本。经过仔细研究，侯外庐发掘出其中“合二而一”的辩证法观点，认为可将之“作为对立面的统一来理解，……与‘一分为二相互补充”[12]37。为此，他在1961年组织纪念方以智诞辰350周年活动期间，发表《方以智〈东西均〉一书的哲学思想》和《方以智对遗产的批判继承态度》两文，对方氏的唯物主义哲学与“合二而一”的辩证法观点予以专门介绍，并指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张德钧、李学勤、林英、黄宣民等人标点校勘《东西均》抄本。该著作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却在学界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风波。
这场风波缘于当时对辩证法已有“一分为二”的官方权威概括，侯外庐却认为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观点是辩证法，这不能不旋即遭到学界的质疑和批评［13］。更为严重的是，在康生的操纵下，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先生因引用《东西均·三征篇》“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借以说明人类对矛盾的认识史而遭到严厉的政治批判，由此又展开了一场批判“合二而一”的运动，“发掘方以智思想的成就突然变成了许多同志的灾难”，致使侯外庐及其学术团队的方以智思想研究陷于中断[1]294。尽管如此，侯外庐始终无法忘情。对于不绝于耳的批判声音，他坚持独立自得的治学精神，认为“自己经过反复研究而得出的学术观点，不管人们对这个观点有过怎样的批评，只要在自己看来还没有足够证据和充分理由改变它之前，决不应轻易做自我否定”，至于“那种毫无客观真理标准的今是昨非论，以及随机应变、毫无理论气节的风派态度”，他更是不屑一顾[14]19。
1971年，侯外庐致信张岂之，寄予他全面加深方以智思想研究的厚望，并提醒张岂之留意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新材料，综合研判方以智的科学精神：
现在看来，《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方以智章也要修改，将来做，看情况再说。……（过去）我也以《东西均》是我们的发现，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但经过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后，就有人不敢再提方以智了。……你应把（方以智）前后期（思想弄得）十分清楚才是。我只能做点修（补）工作，不能象（像）过去（那样）伏案反复钻研了。年龄与精力，我觉得不如去年了。最近“自然科学史组”写了哥白尼太阳运行说，证明（明末）崇祯时期此说已（传入）中国，惟后来被禁止了。方以智的“地游说”（见《物理小识》）非洞察到这点（即太阳系地动），而是只有他一人敢于吸取哥白尼学说。[8]
与此同时，侯外庐还借助主编《中国哲学简史》（后改名《中国思想史纲》）的机会，在张岂之的协助下，又对《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方以智章进行了一番删改。后以“方以智的学术思想与哲学观点”为题，收录于《中国思想史纲》第四篇第二章“清初早期启蒙思潮”中。
遗憾的是，由于身体在“**”中受到严重摧残，侯外庐既“不能象（像）过去（那样）伏案反复钻研”，更无法提笔写作。但是，他并未停止对方以智著作整理的关注和对方以智思想研究的思考。1979年，冒怀辛重到北京，侯外庐即嘱咐他“继续整理《方以智全书》”，并在谈话中“提出方以智晚年为僧后有客观唯心主义倾向”[15]。在选编《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时，他又要求将《方以智——中国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改名为平实的《方以智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1987年，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下卷出版，书中专辟“方以智、‘易堂九子与理学”一章，对方以智的象数学理论、辩证法思想和科学精神等作了进一步阐明，乃其方以智思想研究之余绪。1988年，他主编的《方以智全书》第1卷出版，由他挂名、冒怀辛执笔完成的五万余字的《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方以智全书〉前言》，对方氏生平事迹、著作情况、思想面貌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概述，可谓是侯外庐对方以智思想研究的最后总结。如今可以告慰侯外庐的是，全面系统辑校整理的《方以智全书》已由黄山书社于2019年出版，学界在此基础上，已步入方以智研究的新阶段。
二 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及其特色
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前后持续三十余年，形成了《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方以智战斗的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方以智〈东西均〉一书的哲学思想》《方以智对遗产的批判继承态度》《方以智的学术思想与哲学观点》等一系列成果。对于方以智思想的研究，“如果没有进展，不提新意，只是吃炒剩饭，这在外庐先生看来是没有意义的”[8]，故而这些研究篇章虽同具《中国思想通史》理论与方法的一般特征，但常因方以智思想资料的发现和独立自得的思考，而侧重不同、新见迭出。
例如，前文述及《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方以智战斗的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一章取消了方以智的“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称誉，并对原作《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作了大量删改；
《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一文认为方以智“没有因境遇的变迁而修改他的哲学观点。《通雅》《物理小识》等早期著作，和《药地炮庄》《愚者智禅师语录》等晚期著作，虽然在形式上有些异样，但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16]，而《中国思想史纲》下册《方以智的学术思想与哲学观点》一章则指出“在归入曹洞宗后，他不免受到禅宗以及道家思想的浸润，致使他在一些地方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17]372。本文的旨趣，不在于介绍和比较侯外庐在方以智思想研究的不同篇章中的具体观点，而着重关注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的特色及其典范意义，故在此不一一陈述。
侯外庐治中国思想史的一贯宗旨和特色，即“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既注意每种思想学说的‘横通（即它与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又注意它的‘纵通（思想源流的演变）；
既注意思潮，也注意代表人物”[14]11。他的方以智思想研究，也以方氏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为前提，综合“横通”与“纵通”，着重考察了其社会思想与哲学思想。但必须指出，其方以智思想研究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先行，却不机械、教条，而实事求是地从方氏真实的生平悲剧展开，揭示出方氏认识世界的乐观主义与社会实践的悲剧人生之间的根本矛盾。
在《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一文中，侯外庐从“方以智的世界认识和社会实践之间的悲剧矛盾”和“方以智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两大方面，对方以智的社会思想与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且充满感情的探讨。在他看来，方以智的人生理想与社会实践是完全矛盾的：
我们研究方以智的哲学思想并研究他的社会思想，好像走进完全矛盾的世界，从他的“顾影残生，无复人理，命也苦矣”（《岭外稿》上）的悲剧世界，折入于“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而使“数千年不决者，辄通考而求证之”（《通雅》卷首之一）的伟大的幸福世界。就前者说，他在黑暗的、风雨凄凄的、漫长苦恼的深夜之中，潜伏于即将沉沦的破舟之上，他所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是灰色的、没落的；
就后者说，他驾驭着智慧的骏马，驰骋于古往今来“开辟未有”（见前引）的广阔大路之上，恰如法国唯物主义者崇赞理性的态度，继承着天下古今的知识，而勇敢地解决前人所不能解决的种种难题。[16]
自古及今，理想与现实之间恒常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令当事人痛苦，更触发后人无限的同情。屈原如此，“屈原其志”的方以智亦如此。那么，为何理想的仰慕往往无法裁成现实的图景呢？在这一问题上，侯外庐认为，其缘由在于原本相互联系着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时常发生矛盾，方以智的悲剧生平就因为其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未能始终一致，无法贯彻如一。质言之，虽然方以智在改造文化上抱持“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的壮志豪情，普遍运用“函雅故，通古今”的正确方法，“寓通几于质测”，“以通几护质测之穷”，建立起自然科学与唯物主义哲学的紧密联盟，确立了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但他在改造社会方面却走向了“对于政治上的开明专制的无力呻吟”[18]。
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步调不一，使方以智的社会实践缺乏与封建专制主义决战的革命精神，而表现出新兴的市民阶级的软弱性，因此其“究明天下古今的乐观主义，到了最后就不能不变成它的对立物，即悲剧的人生前途……一方面敢于说世界‘无主，另一方面又自背于自己的理想，感到智者束手无策”[18]。
进而言之，方以智悲剧生平的矛盾根源，又在于“他所处的时代的矛盾的辩证法。既有新世界出现的可能性，又有新世界难以出现的现实，这样的历史决定了方以智的生平，因而在他的生平表现出文化战斗者兼社会咒骂者那样一身而二任的悲剧性格，或刻上了十七世纪启蒙者内心矛盾的时代烙印。这不是单单从明代被清代所代替的民族矛盾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可以完全说明的，而更深刻的原因，最后是社会的经济关系”[18]。明朝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之一新的生产方式，催生出方以智“从自然史出发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哲学思想，“但旧的拖拉着新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真正解体乃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中国的封建主义顽固地压制着新生力量的成长，从十六世纪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虽然资本主义幼芽在缓慢地生长，但是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社会”[9]，生长在资本主义幼芽上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还缺乏足够的力量和封建专制主义威权相抗衡。无论如何，方以智还是建立起了“战斗的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虽只会用笔，不会用剑，但他以为用剑斫不动的世界，却可以用笔来伐动”[18]。
《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诚挚而客观、严肃而善意地揭示出方以智悲剧生平的内在思想张力及社会历史时代的矛盾根源，让其悲剧性格更显魅力，使人忍不住跟随他热情洋溢的笔端去进一步深入了解“方以智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方以智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一元论”“方以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乃至“方以智哲学的局限”。但这些还不是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的主要特色所在。在选编《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时，侯外庐表示，所选论文“大体上能够说明半个世纪以来我在史学研究中所走的道路以及我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这次结集出版，除更换个别题目和作个别文字修改之外，皆仍其旧……希望读者把它当作一份历史资料，批判地对待”[14]20。《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一文，仅改名为《方以智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收录其中。该文虽与所选其他篇章有着一致的研究路径，反映了侯外庐一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却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亦即他将方以智与法国的笛卡尔、“百科全书派”唯物主义者作了大量对比，这使其方以智思想研究更加富有特点。
作为“一份历史资料”，我们固然要“批判地对待”，但更重要的还是从中发掘其背后隐含着的深刻的问题意识觉察。在体例内容上，侯外庐阐明《通雅》并非一般的类书或字书，该书“包括了天文、算学、地理、动植矿物学、医学、文字学、文学、 艺术”等“志艺”之学，“不但荟集古今知识的大成，而且取资于西方的学术”，“正是像《法兰西科学与艺术百科全书》（全名）那样广博的知识武库”；
在哲学思想上，侯外庐论述了方以智思想与“百科全书派”唯物主义哲学相似的种种细节，包括“语文一致”说、“从自然史出发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无神论的世界观、机械的象数论、缺乏战斗性的方法论、无尽循环“恒动”的运动变化观，等等[16，18]。不过，方以智的科学知识“还是具有十七世纪的色彩”，亦即展现活力的资本主义幼芽虽然在生长，但趋于僵死的封建专制主义却在沉重压迫它，这种“死的抓住活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了代表新兴阶级的方以智的思想不可能彻底下去，而只是在“立基于自然史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和“百科全书派”近似，在社会实践上却像笛卡尔那样“不适于担任战斗界）上的旁观者”。[16]由此，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不仅贯彻了“横通”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并且将同时代的横向贯通，延伸到世界历史范围，赋予方以智思想以世界性启蒙哲学意义，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在晚年追忆这段方以智思想研究历程时，他仍心潮澎湃地说：“在研究方以智的当时，发现我们的民族有过一位自己的‘百科全书色彩的思想家，不免怦然心动，故激越之情溢于言表。即使到今天，我垂垂老矣，回顾以往在比较研究中产生的类似的自豪感，虽省之又省，沉淀再三，仍然常令慷慨难抑。”[1]292-293这是他实实在在、独立自得的研究感受，而这种一生都未能平抑的慷慨感受，又源自于他毕生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的不断实现。
三 侯外庐方以智思想研究的典范意义
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既具有《中国思想通史》理论与方法的一般特征，又存在自身的特色，因而生成了多方面的典范意义。其荦荦大者，厥有三端。
（一）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为指引，建立民族文化自信，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关注夸大耶稣会传教士的作用，而抹杀或贬低中国古代科学家们的成就，认为“只有靠了传教士，中国才有了近代的科学”，这种否定中国文化具有科学精神的历史虚无主义，不免导向“按照西方历史模式来改铸中国历史”的“全盘西化”道路[14]18。侯外庐则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在他看来，明清时期的耶稣会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西学”，“并不是当时欧洲的新学，而是当时的旧学……不是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与文化，而是与此相对立的中世纪封建教会的神学和经院哲学。其内容是传统的形而上学、***神话和教义问答等等……其目的在为神学服务；
所提供的思想方法，不是有助于，而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思想方法”[9]。因此当他发现方以智所言“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证明了中国古代的学者早已入乎耶稣会传教士的“西学”之内且超乎其上时，他心中的民族自豪感便油然升腾；
进一步发掘研究方以智思想，他又发现方氏是那样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反正宗“异端”思想家，其“兴奋快慰无可言喻”[1]293是可以想见的。侯外庐晚年总结自己的研究心得说：
我们中国学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14]18-19他的方以智思想研究，基本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的，这不仅表现为他感情丰富、充满战斗性的文字语言，更表现为他思想深邃、意蕴无穷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语言。简言之，一方面，他注重“纵通”，将方以智思想置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中去认识和看待，将他视为“17世纪中国哲学的高峰”，较同时代的船山哲学亦不遑多让；
另一方面，他注重“横通”，从明代中期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社会历史背景考察方以智思想的启蒙哲学性质，并将视野拓展到世界历史时代，在中西方启蒙思想的比较中，将方以智思想提升到世界性的启蒙哲学高度。这样，中国就不仅拥有了一位从自然科学出发的唯物主义大哲学家方以智，而且他巨星闪耀般的出现与陨落，均由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发展路径所决定。进而言之，中国文化拥有包括方以智思想在内的丰富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精神，中国并不是要靠西方列强才能走向现代化，随着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与之相适应的中国文化也完全可以发展出自己特有的现代化理论和道路。
***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19]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或者说侯外庐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以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为指引，能够更系统深刻地厘清中国文化的源流与脉络、精华与糟粕，避免使人流于虚妄盲目的自大，或让人走向幻灭彷徨的悲哀。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树立的一种典范，即以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为指引来解释中国文化传统，发掘“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思想的优良传统”，建立起民族文化自信，自觉抵制抹杀贬低或盲目迷信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
（二）以社会史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为方法，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体系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体系，尽管他曾申明：“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所注重的不是自己的‘体系，而是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1]305其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体系，至今还没有哪一部中国思想史著作能够完全替代。经过一个甲子的考验，《中国思想通史》显示出持久的学术生命力，这不能不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以及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论。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的重要内容，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深入贯彻了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论，从而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体系。
在侯外庐看来，方以智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幼芽缓慢生长的时期，这时的中国“哲学思想呈现出了创造性研究的活跃气氛，可以和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比美”[9]。为何这一时期会产生如此“进步的哲学思潮”？他给出的答案，是在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
在资本主义幼芽缓慢地生长的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开始起了变化，因而阶级关系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但是既然是“死的抓住活的”，那么新兴的阶级便难以成长起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反映出社会各阶级集团之间的政治态度。进步的哲学思想对反动的思想的理论斗争即间接扮演着政治斗争的任务。这个时期的各派进步思想或多或少具有“城市中等阶级反对派异端”和“城市平民反对派异端”的倾向，成为启蒙者的先驱，他们一般都要求从醉醺醺的思辨哲学的气氛里解放出来，对于自然和历史勇敢地尝试着各式各样的新的探求。然而，时代的条件及其阶级的局限使他们往往在理论上不能彻底下去，或在理论体系本身就发生矛盾。这个时期的进步思想一般是和正宗的道学展开了理论的斗争，其间就包含着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但是他们或多或少是采用改造的方式，因而仍保留着道学的枝叶。[9]
显然，侯外庐的社会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史研究，而是从经济结构中的生产方式入手的社会性质研究。他反复突出“死的抓住活的”，是为了强调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始终无法脱离“人惟求旧，器惟求新”这一“维新”的特殊路径。因此，尽管方以智生活的时代已经出现新的生产方式，但社会性质仍是封建的，这就决定了方以智的思想既具有超越前人的反封建正宗的“异端”新观点，又无法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就前者来说，侯外庐揭示了方以智创立的以“火”为世界本原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合二而一”的对立统一辩证观点等光辉思想，并表彰了他“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的乐观主义态度、把科学提升到哲学高度加以总结的科学方法，以及准确把握耶稣会传教士所传“西学”的实质的世界眼光，等等。就后者而言，侯外庐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只是个“幼芽”，难以在此基础上产生出能与封建专制主义威权相抗衡的资产阶级进步力量，因此方以智的“进步的哲学”只是一种代表市民阶段的反道学“异端思想”或者说“早期启蒙思想”，而非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具体地说，一方面，他“在理论上不能彻底下去”，理论不彻底就无法说服人，不能真正改造世界，这就构成了方以智悲剧生平的矛盾根源；
另一方面，他对“正宗的道学”的理论斗争，也是“采用改造的方式”，“始终利用了《周易》这一古代的思想材料加以改造”，只是“增添了时代所允许增添的新内容”[10]1115。旧的形式拖拽着新的内容，方以智思想的光辉也就不能不被渐渐地遮蔽了。
由此可见，侯外庐完全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方式，对方以智的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深入论述。他的这种研究范式，即使搁在其方以智思想研究的单篇论文里，也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的体系性，颇具典范意义。
（三）以集体攻关为风尚，会聚众家之长，并培养学术研究团队，为中国史学接续人才
在治学态度和精神上，侯外庐崇尚“学贵自得”，他对于方以智思想的研究即他独立研究得出的。同时，他也十分注重分工协作的集体攻关。这固然是受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术界大倡协作之风”[1]296的一定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早已把分工协作的集体攻关作为一项工作经验和方法。例如，他曾言明：
我的一些著作是在师友以及学生们相互砥砺中写出的。我始终认为，学术研究应当由志同道合者分工合作去进行，这既能节省时间，又能保证质量。（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和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以及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杨超、李学勤、张岂之、林英、何兆武诸位青年同志（即“诸青”）合作，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撰写工作……打倒“***”以后，我恢复了工作，在思想史研究室的同志们的协助下，研究工作又有一些新的进展。[14]8
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诸青”的成长，他又说：
对年轻朋友的文章，我不免大刀阔斧。他们尊重我的修改意见，但他们也经常坚持自己的文字见解。我常常在他们对我的修改意见的反修改中，体会到他们可宝贵的独立思考精神，了解到他们坚持的意向所在。同时，我自己的每篇文章也都请他们修改。我常常在他们严肃而颇不拘束的修改文字中，认识他们的成熟程度，看到他们才华的增长，发现他们思想中闪烁的光点；
同时也便于给他们增加任务，在他们能挑50斤担子的时候，我便要他们挑80斤的；
这样“层层加码”，使他们更快速地成长。后来的事实证明：采用这种方法培养青年科学工作者是行之有效的……我永远感到欣慰的是，第四卷为五位青年奠定了科学研究的起点。[1]297所谓“侯外庐学派”，正是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分工协作的集体攻关中形成的。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自然也离不开“侯外庐学派”的分工协作。在他三十余年的方以智思想研究历程中，杨超、李学勤、张岂之、林英、何兆武、张德钧[20]、冒怀辛[21]仪贞即李学勤先生，该文“大多是他的手笔”。、卢钟锋、黄宣民等先生或投入方以智著作的搜集整理，或呼应其对方以智思想的全面推介，或协助其修改完善方以智思想研究篇章，他们对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帮助诸多。同时，在这种分工协作的集体攻关中，也培养出了一批方以智研究领域的名家，如张德钧、冒怀辛两位先生先后接续《方以智全书》的整理工作，这就为史学界推进方以智研究接续了人才。
总而言之，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的典范意义，不只是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上的，还体现在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上。这些，对于我们今天推进史学研究工作，仍有一定的启益。附带一提的是，侯外庐及其学术团队在20世纪50年代重新发现方以智，其功绩当不亚于罗泽南、邓显鹤和曾氏昆仲等人在近代重新发现王夫之。王夫之思想研究已在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那么，方以智除了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体系之外，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或许是我们今后需要认真思考和探究的。
［参 考 文 献］
［1］ 侯外庐.韧的追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长沙：岳麓书社，2009.
[3]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四[J].船山学报，1935（1）：41-46.
[4] 吴宗慈.吴述伯君来函——关于方以智学历及《通雅》概要[J].国闻周报，1936（15）：88.
[5] 薛凤昌.我国二百八十年前科学大家方以智传[J].光华年刊，1934（9）：24-34.
[6] 容肇祖.方以智和他的思想[J].岭南学报，1948（1）：97-104.
[7] 张岂之.侯外庐思想研究[M]//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9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16.
[8] 张岂之.侯外庐先生论学书[J].史学史研究，1994（4）：6-9.
[9] 侯外庐.十六世纪中国的进步的哲学思潮概述：为苏联“哲学问题”作[J].历史研究，1959（10）：39-59.
[10]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M]//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16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16.
[11]侯外庐.方以智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2]张岂之.侯外庐思想研究[M]//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9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16.
[13]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料室.“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讨论日志［J］.教学与研究，1964（5）：27-36.
[1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5]杨向奎，冒怀辛.关于方以智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讨论[J].历史研究，1985（1）：33-61.
[16]侯外庐.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下篇[J].历史研究，1957（7）：1-25.
[17]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
[18]侯外庐.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上篇[J].历史研究，1957（6）：1-21.
[1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5）.
[20]张德钧.方以智《物理小识》的哲学思想[J].哲学研究，1962（3）：62-73.
[21]仪贞，冒怀辛.方以智死难事迹考[J].江淮论坛，1962（2）：55-56.
［作者简介］ 张建坤（1990—），男，河南固始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历史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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